环境史研究不是单纯考察自然，还要重新认识社会。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始终相互制约、彼此中介，在近代中国也不例外。一方面，生态系统退化、环境资源压力胁迫社会转型、经济变革；另一方面，资本、科技、工业、市场逐渐成为环境变迁的重要（甚至主要）社会驱动力，不断以新的方式、情态、规模和速率驱动资源开发、环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态问题。因此，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需要引入生态-社会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探究。例如，以生态学视镜观察近代城市可以发现，这种完全不同于荒野、乡村的新型人类生态系统，拥有特殊的物质变换、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机制。近代城市兴起，加速改变人口分布格局和资源配置关系，改变地理景观、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构造。

环境史研究将着重揭示，近代工业、城市、交通的兴起，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嬗变，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变化，同时伴随着各种环境条件和生态因素的广泛重组。

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、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变化，是近代环境史叙事的基础内容。气候、土地、河流湖泊、森林草原、野生动物等各种结构性的生态系统要素，农区、草原、渔场、城市、港口、工厂、矿山等各类生产场所、生活空间的景观变化，自然营力、人类活动和两者协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、沙漠扩张、生物入侵、物种减少、能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、水旱灾害、火灾矿难、烈性传染病……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灾害，都有许多需要讲述的故事和值得探究的问题。由外国列强通过武力侵略攫取各种特权，疯狂掠夺和无耻盗取中国宝贵的矿山、森林、珍稀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；唯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洋人、官僚、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，都对中国山川大地和万物生灵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；在战争、灾害、疫病等重重打击下，近代中国深陷经济与生态双重贫困。

举例来说，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，除人口、产业、资本、技术、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外，自然资源、环境条件、生态压力都是很重要的支撑、塑造或者阻滞、胁迫力量。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持续深入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前置性和基底性都将得到确认。

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
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。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《近代史研究》2022年第2期）

怎样展开近代环境史研究

近代中国，人与自然关系变迁可谓天翻地覆，而无论运用革命史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主要考察人类系统和社会关系，很少兼顾自然系统和人与自然关系。

二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。许多环境问题既具时代共性亦具历史延续性。中国近代历史约有110年，许多问题需要上下追溯方能看清前因后果。具体来说，近代环境从古代承继而来，许多难题早在农业时代即已产生甚至相当严重，直到现代还在累进；许多祸患肇端于近代，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迅速积聚和质变，导致环境灾害群集发生，生态危机全面加剧。

近代环境史研究既是为了追溯当今环境问题的近代根源，历史理性地认识现实生态危机，也是为了重审、重构社会历史，揭示自然环境如何为近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运动设置舞台、提供条件和造成限制。

三要采取全球历史视野探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生态关联。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包括不断增进的生态关联。进入近代，在众多“现代性”因素共同作用下，曾经被大洋、荒漠和高山严重阻隔的中外生态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：由外而内，更多种类的动物、植物及其培育品种，更多“洋货”，还有细菌、病毒，随着人流、物流不断扩大而加速传播，进而造成社会生态影响；由内而外，虽然丝绸、茶叶等传统产业优势相继被日本、印度侵夺，但更多产业如棉业、烟业、蔗糖业、林业、矿业……不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。此时，较之伦敦茶馆，纽约股市和东京期货交易所对中国城市、乡村、森林、矿山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。所有这些，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，而是广泛且紧密地关联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、能量流动、信息传递和社会-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。

20世纪以来，随着环境资源危机逐渐显现，某些曾经被视为先进的“洋货”，如人类中心主义、资本利润至上、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等，在西方思想界逐渐遭到批判，而中国传统自然观念、环境知识和生态智慧或可提供一些有用的“医心方”。

文章来源：《水下无人系统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sxwrxt.cn/zonghexinwen/2022/0527/468.html